李洪志1993年编造的个人简历中称：“本人1951年5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，童年开始由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，8岁时修炼圆满”，“12岁时，道家师父八极真人找到我传授道家功夫”，“1972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大道所学”，“1974年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直到出山”。在法轮功组织编写的《李洪志先生简介》中又称：“李洪志8岁得上乘大法，具大神通，有搬运、定物、思维控制、隐身等功能……功力达极高层次，了悟宇宙真理，洞察人生，预知人类过去、未来。”这些荒诞离奇的“神迹”，欺骗了众多“法轮功”练习者。
李洪志到底何许人也？
经查，李洪志，男，1952年7月7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（原怀德县公主岭镇），1960年至1969年，先后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、第四中学、第四十八中学读书，初中毕业；1970年至1978年先后在总后201部队八一军马场、吉林省森警总队吹小号；1978年至1982年在森警总队招待所当服务员；1982年至1991年转业到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；1991年停薪留职后从事“气功”活动，1992年5月起传播“法轮功”。
据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绿园派出所证明：1994年9月24日，李洪志将出生年月日由1952年7月7日变更为1951年5月13日，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。经查公安机关“常住人口登记表”和李洪志原在单位保存的《专职保卫干部登记表》、《干部履历表》，李洪志的出生年月日也均被涂改为1951年5月13日。但其《职工晋级定级报告表》、《入团志愿书》以及1986年12月31日办理和1991年3月31日补办的身份证上，出生年月日仍为1952年7月7日。
李洪志为何要将生日由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5月13日呢？原来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我国农历的四月初八，而1951年5月13日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八，李洪志将自己改为与佛祖同日诞生，其目的是称自己是“释迦牟尼转世”。
经调查走访，李洪志小时的同学、老师和邻居，都说李洪志就是个普通的孩子，学习成绩很一般，唯一的特长是吹小号。对其编造的“学法修炼”经历，纷纷说是“胡扯”，“不可能”，“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”。李洪志在军马场、森警宣传队期间的领导及同宿舍战友也都说，李洪志就是一名普通的文艺兵，性格内向、自负。当时紧张的排练、演出工作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、作息制度，使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修炼什么功法。李洪志在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时的领导、同事同样反映，李洪志在1988年参加社会上气功学习班之前，根本不了解什么“功法”、“修炼”之类的事情。
李洪志早期的弟子们曾问他为什么编造自己的简历，李洪志称“不说大点没人信”。对弟子们提出的演示“四大功能”的要求，李生气地说：“没有，哪能演？你们让我演示，就是要出我的洋相，耍猴呢？”
受社会上“气功热”的影响，李洪志从1988年开始跟随气功师李卫东学练“禅密功”，并参加了两期学习班，后又跟随气功师于光生学练“九宫八卦功”。李洪志以这两门功法为基础，去泰国探亲时又摹仿其它舞蹈的某些动作，拼凑了“法轮功”功法。李洪志的早期弟子李晶超、刘玉清等证实：“法轮功”的功法动作是李洪志与李晶超共同设计的，直至“出山前的一个月才初步成型”。办班的初期，是由李晶超在台上演示动作，李洪志作讲解。李洪志的早期合作者刘凤才还对功法讲义作了70多处修改。李洪志打坐莲花“法像”，是其早期弟子宋炳辰将其照片拼接上莲花瓣剪纸，再画上背后的佛光，制版而成。李所穿的黄色练功服是在商店购买的戏装。
事实证明，李洪志自吹的“1984年起在师父们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多年苦修的独传大法，悟创一种适合普及、最方便众生的真修方法，后经反复推敲、演练、生化，最后经上师认定后准予弘扬，取名为‘法轮功’，1992年出山传出后，被师父们称赞为高德大法”，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弥天大谎。
李洪志曾多次声称“法轮功没有组织，实行松散管理”。一些“法轮功”的骨干也多次声称，我们没有组织，是人传人，心传心。
事实并非如此。李洪志于1992年创立“法轮功”后，在北京就设立了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，自任会长。此后，又陆续在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了39个“法轮功”辅导总站，总站下又分设了1900多个辅导站、28000多个练功点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。
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地“法轮功”辅导总站一切事务，审批各地“法轮功”组织的机构设置，任免主要骨干分子的职务。还制定了《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》、《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》、《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》、《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使“法轮功”活动组织化、规范化。
李洪志作为“法轮功”的最高头目，经常发布指令。今年3月31日，李洪志对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起草的“关于严格清理私自流传非大法资料的通知”签署“同意，快发！”立即传到各辅导站、练功点执行。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也以最高组织机构的名义经常向各地站、点发出通知、公告等，还设有专人，或者利用互联网、电话、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与各地站、点联络，传达李洪志及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的指令，指挥协调各地的活动。今年5月以来，李洪志虽然在国外，但国内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却不断收到他“我的一点感想”、“安定”、“位置”等被称为“经文”的指令，传达速度之快、流毒之广、影响之坏，也都与其有一个组织系统有关。
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及各地总站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“弘法”、“会功”、“庆典”、“纪念”等大规模活动，还针对各地新闻媒体报道、刊载揭露“法轮功”的文章及有关部门禁止出版发行“法轮功”书籍和音像制品，多次策划、煽动众多“法轮功”修炼者有组织地围攻新闻出版单位和党政机关，严重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，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。1998年5月，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及北京总站的一些骨干煽动千余名“法轮功”修炼者围攻北京电视台。北京总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因对此次活动态度不积极而被免职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“法轮功”是以李洪志为首、体系严密、功能完备、未经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。
李洪志在传播“法轮功”的过程中，不断标榜自己是超凡脱俗的“最高的佛”，但实际生活中的李洪志，却对金钱格外贪婪，靠传播“法轮功”，短短几年暴富起来。
早期弟子多人证明，李洪志在“传功”初期，是以祛病健身为幌子，靠“治病”吸引信徒。虽称免费治疗，却在家中设立“功德箱”，暗示弟子告诉患者每人应捐“功德”钱100元以上。
“弘法”初期，李洪志通过举办培训班聚敛了大量钱财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1993、1994年，李洪志在长春教功售书就收入428300元，在全国各地办班收入789000元，共计1217300元。其中在哈尔滨办班时间只有几天，但听课证每张却高达53元，净收入达20万元。
此后，李洪志又称“想学好大法就必须读书，看录像，听录音练功”，通过“法轮功”组织大量印制书籍、录音带、录像带、VCD等，以每套300元的价格在练习者中出售，并极力吹嘘自己的“法像”和“法轮功徽章”有“灵气”，鼓动练习者购买。近年来，李洪志又“推出”练功服、练功垫，将原来出版的“法轮功”书籍印成价格更加昂贵的“精装本”，向练习者兜售。还宣扬“有施才有得”，以小施获大得，从众多练习者中骗得了数额不等的“捐款”。
李洪志敛财的详细情况，正在进一步调查。目前已掌握，李洪志以其亲属的名义在北京、长春拥有数处豪宅、多辆轿车。李洪志利用“法轮功”聚敛了巨额财富，偷逃了大量税款。
今年4月25日，一万多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，严重影响了中南海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，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影响。
5月2日，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接受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、《悉尼晨报》、法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称，“北京发生的事，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我当时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”，“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班”，极力回避他与事件的关系。4月底，李洪志在接受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上海站记者史可雷的电话采访时，也否认其幕后操纵“法轮功”修炼者到中南海聚集，声称对此次行动全然不知。
其实并非如此。大量铁的事实证明，4月25日非法聚集事件的前一天李洪志就在北京，25日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聚集时，他也根本不在从美国去澳大利亚的路上。
4月19日，天津师范大学校刊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“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”的文章，天津市部分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因对此不满到该校聚集、静坐。至22日人数已达3000余人，严重影响了学校师生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。
就在此时，李洪志突然以商业人员的身份，持回美证（号码：001106787，中国签证号003821），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于22日下午5时35分从北京入境，24日下午1时30分又匆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，在北京共停留44个小时，入境卡和出境卡均为李洪志亲笔所填。
也就在李洪志入境的第二天，4月23日，部分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聚集天津师范大学的事件迅速升级，人数猛增到6300多人。24日上午，在李洪志还没有离境时，北京等不少地方的“法轮功”练功点都纷纷接到通知，要求25日组织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“集体练功”。
25日，一万多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。当时，李洪志正在香港，直到27日晚10时15分，才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CX103次航班，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所谓李洪志对4月25日非法聚集事件“一点也不知道”纯属谎言。
李洪志在《转法轮》等书和多次“讲法”中称，“德”是一种白色物质，与其对立的是一种黑色物质，称为“业”力。胡说他“在讲法轮大法的时候，陆陆续续给大家腹部下了法轮”，“法轮正转时，会从宇宙中吸收能量，供给你身体各部分，即度己。反转时会放出能量，在你周围的人都能受益，就是度别人”。修炼“法轮功”就能够凭借这个“法轮”提高“德”修，降低“业”力，净化身体，最终达到“开功、开悟、功成圆满”，“灵魂不灭”，并将人度到“天国”极乐世界。李洪志还宣称，人生病是前世造“业”欠债的现世报应，“生老病死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在以前做过的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了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还业债”。“练功吃药就是不相信练功能治病”，“你的心如果摆正的话，相信练功能练好，把药停了，不去管，不去治，就有人给你治了”。李洪志还把阻止练“法轮功”的人称为“魔”，胡说什么由于这些“魔”的存在而破坏法轮大法，不让人得法，云云。
一些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欺骗、迷惑，有的患病后拒绝去医院，不打针、不吃药，贻误治疗导致死亡。有的因练“法轮功”自杀身亡或精神失常。有的甚至采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他人。因此说，李洪志不是在度人，而是在害人。“法轮功”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恶果不胜枚举。仅北京两所精神病院收治的因练“法轮功”导致精神失常的病例看，1996年9例，1997年10例，1998年22例，1999年上半年就有16例，呈逐年上升趋势。
附：
1、华北油田马建民剖腹自杀
马建民，男，54岁，华北油田退休职工。
其家人称，马已练习“法轮功”两年左右，达到了痴迷的程度，时常出现精神恍惚和失常，坚持认为自己的腹部有个“法轮”。1998年9月4日马建民在家中用剪刀剖腹寻找，因救治不及时死亡。
2、重庆高恩诚跳楼自杀
高恩诚，男，42岁，重庆市开县天白乡工商所干部，“法轮功”练功点负责人。
1997年11月，高与其妻李小芬（25岁，无业）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并自买了有关书籍，每天早晚坚持练功。之后高一改过去强硬的个性，变得少言寡语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常在家练功。高坚信李洪志讲的，修炼“法轮功”到达一定程度，会“三花聚顶”、“生原婴”、“返本归真”、“死后升天”、“灵魂不丢”等。
1998年11月2日，高将在银行的存款取出，给前妻所生女儿高丽1800元，叫她好好念书，说自己已成仙。后又给自己的父母各1000元，给李小芬的母亲1800元。11月5日晚，高对张之昭（练功点负责人之一）等人说，他前天晚上梦见妻子李小芬前世是一条大蛇，今世是毒蛇变的。当晚及次日晨，高在家中痛哭。11月6日上午10时，在工商所的学习会上高称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你们都没有学懂，我才学了一年‘法轮功’，思想就达到了顶点。”会上，大家与其辩论，高说：“我不与你们凡人说，只有我的儿子高雄理解我。”之后，高回到自家楼上，先练功，后抱着儿子高雄从四楼跳下摔在坝子上。工商所干部立即叫医生抢救，其妻李小芬却不让抢救，认为李洪志能保护他。高因抢救无效死亡，小孩经抢救脱险。
3、辽宁刘品清投井自杀
刘品清，男，58岁，中共党员，高级农艺师，原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。1991年曾荣获农业部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。
据刘的亲属说，刘品清于1998年8月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达到痴迷程度，多次说师傅李洪志让他自焚成佛。今年2月4日17时许，刘将家里的煤气阀打开，点火自焚未死。在丹东230医院住院期间，刘拒不配合治疗，整天说“法轮功”弟子有师傅李洪志保护，不需要吃药治疗。我没有死，是师傅李洪志让我“消业”。出院回家后又多次说李洪志让他到井里成佛，多次让邻居用井绳把他捆好放到井里，并说有师傅保护死不了。家人见他痴迷“法轮功”造成精神失常，看管很严，但他仍于4月27日早晨5时许投井自杀。
4、吉林李友林上吊自杀
李友林，男，47岁，吉林东辽县安恕镇成仁村农民。
李友林的妻子李金凤说：1997年李友林从单位拿回一本“法轮功”书籍，整天在家看书、打坐，渐渐迷上了“法轮功”，并动员我和儿子一起练。今年5月21日晚，他对我说：“明天是我师傅的生日，我去给他过生日，给他烧烧香”。5月22日晚，他在家练功、打坐。5月23日凌晨2点左右，我醒后发现他不见了。后来发现他在杏树林山上微波塔上吊自杀。现场铁架下还放一张李洪志的画像，烧了7炷香。
李金凤控诉说：李友林平时精神正常，是个好人。但练习“法轮功”后，对我和儿子逐渐没有感情。我丈夫的死谁也不怨，就怨“法轮功”。李友林的一些邻居也反映：李友林精神正常，人很好，没发现在外面有什么不正常行为，就是因为练“法轮功”而自杀的。
5、江苏张经顺有病不治而亡
张经顺，男，63岁，原盐城市邮电局副科级秘书。
两年前张患有心脏病，经服药治疗好转。1999年初经人介绍，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听信练“法轮功”生病不能吃药、打针的说法，擅自停药，一心练功。后来病情越来越重，仍不服药。其病重不能到练功点上练功，就在自己家中打坐，练功中歪倒了，一起练功的妻子说：“不要紧，师傅马上来救他了”。这时，其他功友也赶到他家一起打坐，求师傅救救他。直到本单位一老干部来看他，才发现张已在练功过程中当场死亡。
6、辽宁柏常裕有病拒绝治疗而亡
柏常裕，男，62岁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文化，抚顺市西露天矿地质设计科科长，已退休。
据柏常裕的子女反映，其父于1997年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有病不吃药，不医治。1998年开始消瘦，多次劝他到医院检查，被拒绝。今年4月，他言语不清，仍不到医院检查。而母亲（张秀珍，64岁，原西露天矿工会干部，“法轮功”练习者）却说：“练‘法轮功’能治病，不用到医院检查，要坚强，咬牙就能挺过去。”并拿着“法轮功”的书说：“你看，现在李洪志就在你身边，帮助你消业，让你脱胎换骨，保佑你躺一个月就好了。”4月28日，我们将他送到医院后，他仍拒绝治疗，于5月3日死亡。
7、江苏张玉琴割断颈动脉自杀
张玉琴，女，50岁，初中文化，江苏启东服装厂退休职工。
其夫陆兴冲控诉说：我爱人张玉琴于1993年因患颈椎病办理病退手续，1995年10月，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并购买了一些“法轮功”书籍、录像带、磁带，整天迷恋于练功，一些练功者向其鼓吹“要想真的练好‘法轮功’，就不能去医院就医吃药，李洪志先生会把你身体调理好，当你病痛时是消业还债，是练功的必然过程，不然你就修不到高层次”等。1998年1月23日8点左右，我回到家后，发现她用刀片割断颈动脉，因失血过多，死在卫生间。在她死前，嘴里经常嘀咕，她就是所谓的魔，阻挡了别人练功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好好练。她死后，还在她衣袋里发现了用纸包着的10多粒“安痛定”药片，她是中毒很深，有病也不敢吃药，一心想练好上天。最后思想崩溃、病痛难忍，走上了这条绝路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！“法轮功”把我搞得家破人亡，我要求对李洪志和“法轮功”予以制裁和取缔。
8、河北曹玉珍跳渠溺水而亡
曹玉珍，女，37岁，河北石家庄市郊区槐底村农民。曹常年患有胃病、神经衰弱等疾病。
曹的丈夫王建军控诉说：1995年4月，我爱人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拒绝治疗和服药。病重时，家人强行带她到医院时也不配合治疗。说“李老师控制了我的脑子，以后让孩子也要练功，长大以后接李洪志的班。”她精神失常，曾多次留下遗嘱，要自杀，均被我们及时发现制止。1997年4月6日17时，她乘我们不备，跳入裕华路东明渠而死亡。给我留下一张纸条，内容是：我死去了，李洪志王八旦控制我的脑子，害的我很苦。他每天害我、苦我，我坚持不下去了，他不叫我活了，叫我死到东明渠沟里，你不要找我了，我好不了了，连累你一辈子。她是练“法轮功”着了迷才死的。
9、河北李亭杀害父母
1999年3月20日凌晨2时，河北省承德市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李亭（不满18岁）手持一尺多长的尖刀，在家中残忍地杀害了他的亲生父母。现场惨不忍睹，李亭父母惨死在亲生儿子的手中。下面是公安机关对李的审讯笔录（摘录）：
问：你为什么要杀死你的父母？
答：我觉得我父母是魔，我是佛，我就将他两个魔除掉。
问：你从什么地方学的佛呀、魔呀这些东西？
答：我是97年初中毕业在离宫（承德避暑山庄）学的“法轮功”，学了一个星期，又买了一本“法轮功”的书看，学了这些东西。
10、江苏吴德桥杀死妻子
吴德桥，男，36岁，吴江市供销社职工。
1998年2月吴开始练“法轮功”。2月25日夜，他在家“发功”时，觉得有人要害他，就喊“地震了，地震了”，并跑到该镇派出所大喊大叫，后被家人送精神病院。26日夜，吴又在家中发功，并感到自己已经成佛了。当其妻沈玉珍制止其继续练功时，吴认为在练功时有女人在身边会受影响，就到厨房拿了菜刀，对其妻连砍数刀，将其妻杀死。
11、患者刘×，男，37岁，已婚，医学硕士。1994年全身心投入到修炼“法轮功”之中。由于虔诚与勤奋，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开了“天目”，可以看见腹中有旋转的法轮。此后对师傅李洪志的话更加深信不疑，认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师傅暗示、点化的结果。1998年10月起，患者食欲减退，他又警觉到是师傅在点化自己，让自己辟谷，以使功力加深。于是，连续三个月平均每三、四天才吃一顿饭，严重时一周吃一次，因而身体很快消瘦下去，体重低至45公斤。
在家属的哄骗下入院治疗，诊断为因对“法轮功”偏执导致精神障碍。治疗期间，患者被迫接受与进食有关的治疗，但对药物治疗坚决抵制，说是法轮功法要求即使有病也不就医，作为弟子就得无条件服从。医生无奈，只得将药物混入其食用的营养液中。
患者住院两个月后明显好转出院。患者入院时就不承认有病，虽经治疗调养，体力有所恢复，也不认为是医治的结果，对“法轮功”眷恋的初衷丝毫未改，极有可能再次发病。
12、蒋××，女，33岁，工人，中专，原身体健康。1999年因听同事说练“法轮功”能美容，能驱魔，念法轮大法就能给家人治病。于是，信以为真，开始练功。每天早晨5：00与大家一起练动功、静功各半小时，中午、晚上再自练两小时，平时反复阅读“法轮功”书籍。每天都在想开天目，看正常人看不到的事，上班路上想，干家务时也想，反复地看书，看着看着，脑子里突然出现妄想，做梦也梦见李洪志。练功半月后，患者开始情绪低落，经常哭闹，说“肚子里有魔的声音，让我砸台灯。”于是把台灯摔了。又说“有人要我走，去地狱。”于是用小刀切破手指。患者说魔在肚子里与她对话，她一会儿以魔的口气说话，一会儿又以自己的口气说话。
入院后，不语不动，有时突然踢开被子、踢床，夜间起来在卫生间突然撞头，说有声音叫她死，不能活。经过治疗，患者病愈。患者已经认识到，如未被家属及时送医院治疗，会走上自杀的绝路。她说，“‘法轮功’我以后再也不练了。”
13、患者张××，女，48岁，会计，中专文化，现已下岗。平素体弱多病，曾做过癌症切除手术等，需要服十余种药物治疗。1999年3月，经人介绍练“法轮功”，目的是健身祛病。每日用大量时间阅读“法轮功”书籍，非常投入。练功两个月后，“看见”太阳中大“法轮”飞到自家门厅。一天，患者突然“开悟”，认为吃药只能把病都压回去，把所有的药都停了。5月，家人发现患者有时大哭大闹，语言零乱，对家人说话前要请示李洪志，并多次企图冲出家门。
入院后，患者对营养和药物治疗均不愿合作。病情好转后，患者承认自己“练功太厉害了，自己身体不好又贫血不能练那么长时间，是气功出偏。”但仍信“法轮功”，相信世上的一切事师傅都知道。认为与医生的谈话，师傅李洪志没准也知道，因为宇宙的磁场一接通，师傅的声音就能传过来，并认为不练功的人理解不了。
14、患者陈××，女，50岁，退休干部，大专文化，退休前为单位党支部书记。平素身体不好。1987年起患情感性精神障碍，应终生坚持服药，才能稳住病情。1998年7月患者开始修炼“法轮功”，认为自己把“消业”当成“病”，没听李洪志老师的话，没守住心性。1999年春节停服药物，两个月后病情复发，诊断为“情感性精神病——躁狂发作”，入院一个半月尚未缓解。给中央及各级领导写信，为“法轮功”做解释，要求弘扬“法轮功”，不承认有精神病。目前仍在治疗中。
15、患者王××，女，42岁，高中毕业，银行职员。平日身体健康。1999年3月开始参加集体修炼“法轮功”。看了“法轮功”的书后，不停地想书中内容，感到恐惧，故而停止练功，但仍感到“功”在控制她，有法轮往脑子里灌输东西，肚子里也有法轮在转，全身疼痛，茶饭不思，整夜难眠。患者有求治的愿望，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医治，诊断为练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。治愈后，遗留胆小的毛病，不愿上班与练法轮功的同事相处，担心复发。
16、患者申××，男，40岁，高中文化，个体户。1998年入院治疗。入院前三个月患者母亲病危，患者为修炼一种功法给母亲治病，而选择“法轮功”终日修炼，不分昼夜。练功两个月后，不思饮食，言语、行为紊乱。为“开天目”，把额头在桌角撞破，还用烟头将自己的手烫了一个大泡。并认为“法轮功”来找他，周围有坏人加害于他等。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。
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
| [email protected] | 返回主页 |
 |
